自然资源部：明确光伏项目用地控制指标

因此，在不同的时代，在同一民族那里，法要么是天性之法，要么是学术之法。

[41]参见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563页。[65]针对《民法典》, 中的诸多人格权规范，有学者认为，宪法上的人权、人格尊严、社会主义原则，构成了人格权条文解释的背景规范。

[64]参见张善斌:《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的独立与互动》,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6期。劳动权的核心是国家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在这个方面很难产生所谓的第三人效力，1988年《批复》的问题也在于此。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必须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并与司法机关进行配合才能实现，通过适用概括条款贯彻基本权利精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中，齐玉苓案将宪法受教育权用于处理民事纠纷，一方面引发了针对基本权利与私法关系问题的论争，另一方面也鲜明地提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49]还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存在私法自治、公私二分的社会基础，在宪法规范及司法制度上也缺乏私法宪法化的前提，因此尚无法像西方国家一样承认宪法在私法中的效力。

[5]而在美国，由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权利法案》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国家行为侵犯的原初立场，法院并不愿意接受所谓人权的私法效力，而是恪守了公私二元的结构安排。这是因为，基本权利私法效力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下宪法的国家取向。与此类似但又不同的是，近代的法典化宣告的是民族国家的文治和昌盛。

用拉邦德（Laband）的经典表述来说就是：某个特定实在法教义学的科学任务在于法律适度的建构过程中，在于从个别法条回溯至一般概念以及从个别概念推导出结论的过程中。另一种是《学说汇纂》体例。例如，概念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普赫塔（Puchta）就将科学法视作与制定法习惯法相并列的三大法源之一。教科书是部门法学理的载体，教科书的体例对应部门法学理的体系。

在这种情形中，法教义并不以任何形式直接被吸纳进法典之中，而是作为法外材料与相关法律术语和条款配合使用。就像黑格尔（Hegel）曾说过的：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所能做出的最大的侮辱。

受此激发，一方面，不仅民法学者热衷于回顾民法的法典化历程，阐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而且其他部门法学者也纷纷撰文探讨本部门法法典化的意义、可能性与方式。这种形式的法典在古代和近代早期都有。但是，对特殊经验及其价值的容纳不能违背特定法律领域的基本学理和基本逻辑要求，而需在法典体系的恰当位置中进行安放。断行派与延期派之争其实是受不同法学教育之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阵地之争，英国法派与大陆法派之间的全面对立是拿职业作赌注的一场赌博。

一方面，学者法的独立法源地位已然丧失。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一成不变。一方面，逻辑是思维的法则，法典作为语言文本要遵循基本的逻辑法则。摘要：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

有政治雄心和学理储备未必能最终完成一部形式完善的法典，法典化最终还是要依靠完备的立法技术。在萨维尼看来，法既包含政治因素，也包含技术因素。

古代如优士丁尼《法典》，全典分为12卷，每卷分为各编，每编按照年月的顺序排列法令。再如，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经历了百年的教义学发展历程。

但这种完美形式主义终究是法学家的梦想，法典制定后司法实务的现实马上击碎了完美法典及其背后的传统法教义学观念。再如，《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但自18世纪起，部分君主有意识地试图摆脱作为普通法的罗马法以及作为法律绅士的法学家阶层的影响，实现法律的国有化（nationalization）。法教义学的彻底体系化也为法典的总—分结构奠定了基础，这是通过教义学知识的总论和分论二元论，尤其是总论部分的塑造来实现的。封建时代的法典与礼乐典章一起，被认为是封建王朝之文治的重要体现，也被认为是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象征。例如，个人领域中的自决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与自我拘束原则、信赖原则/诚实信用，共同体领域的参与原则、平等对待与比例原则、社会平衡原则等。

可以说，没有德国潘德克顿学派学者对罗马法素材数百年的精耕细作，没有在此基础上高度概念化和体系化的教义学作业，就不会有代表德国的《德国民法典》。因此，从法律的发展史来看，近代法典化的最初动因就是法律民族主义。

进言之，法典也是完成从自然民族（Naturnation）到文化民族（Kulturnation）演化的标志，意味着特定民族在法律上的成熟。因此，当时的财产编、契约编、继承法都是亲属编的副则。

《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波塔利斯（Portalis）就将民法法典化称为新的国家法律的首要渊源以及法国公民的真正团结。两者分别体现了体系型和汇编型的法典化模式。

学者法（尤其是潘德克顿学说）为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学术准备，但当以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典化时代来临之后，潘德克顿学派在德国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而被以注释法典为要务的实证法教义学所取代。论理体的法典依学理上的分类进行编纂，相比于沿革体和编年体具有两个特点。法律原则可以通过归纳的方式从多个规范（规则）中获得，而从许多原则出发又可以上升为更加抽象的原则。无形的法典既补充了有形的法典，也为有形的法典的修订完善和再法典化创造了可能性。

可见，与蒂堡不同，萨维尼开出的是先实现政治统一，后促成法律统一的国家统一方案。三是分类逻辑，即概念分类要满足分则互斥（无叠合），合则穷尽（无遗漏）的标准。

这一国有化的过程便是法典化运动，而法典化运动正是伴随着西欧各民族国家的统一而兴起的。1865年《萨克森王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总则加债权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的五编制体例。

就像日本明治时期的司法卿大木乔任奏请刑法修改之议时所说的：法律乃治国之重器，安民之要具。最早是潘德克顿学派的学者试图从对罗马法精神的研究中发掘出法律科学，亦即基于对罗马法实证素材的分析获得关于法的基本结构和概念的认识。

应当说，19世纪的法典编纂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诸如自然法、理性主义等哲学学说以及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独有的社会历史现象。法律历史主义与当时德国文化领域的浪漫主义（精神寻根之旅）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是相呼应的。二是德国式的法典体例，以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因此，并非现实中被称为法典的法律文件都是真正的法典，只有符合特定应然标准的法律文件才是。

我国从清末民国时代到当下的民事立法都一直对德国民法进行着必要的借鉴。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正是通过法典论争被集中表现出来的。

因此，在欧洲大陆最早完成民族国家统一的法国，也最早完成了民法典的制定，为欧洲各国树立了法典的样板。例如法国《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法颁布之后，罗马法、敕令、普通惯例、地方惯例、诸裁判厅之定例、规则等，凡与此民法中规定事件相关者，皆丧失法律效力。

例如，法典中有的基本概念更多来自于公因式归纳（如法律行为），有的则可能更多来自于先验理解（如国家人的尊严）。另一方面，法典不仅是逻辑的体系，也是价值的体系。